“细疤”

瑟琳注视着莫名其妙的伤疤，无血，无泪，可能是几年前大街上乱飞叶子耍酒疯忍不住甩生殖器的人碰到的。细胞在增生，新陈代谢击退无情岁月，可是狂躁麻木的人类，发动全身力气摆脱伤疤，依旧枯木不逢春，心灵如驼背的衰老之人，难以盎然抬头欣赏天然的月亮，只能低头盯着在肉肤渐渐蜷曲的人造余晖。她在引用美丽祭奠肮脏，到她手上，回肠九转面目全非，那只是一颗被无名氏烟蒂烫伤的余晖，用颓废暗黄的褶皱回应她的注视。瑟琳忽然怜悯自己，怜悯二零零一年背景的主人公，怜悯口吻戏谑的“我”。“我”是一个未被吊销职业牌照的记者，没有在二零零一年报道那则情杀案，因为“我”救了他们。瑟琳顺藤摸瓜，发现“我”胆小如鼠，懦弱怕事，整天怒气冲冲，以泪洗面，明明几近是个废人，却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拯救了他们（两个主人公）。“我”又是一个善良的疯子，一个热衷于胡编乱造和分不清人格的彷徨者，常常以真乱假，以假乱真。尽管如此，“我”仍旧不能否认善良的本性，不好意思在虚构里写坏人坏事，为此曾经懊恼了好几回。“我”在开篇好心提醒道，倘若文中出现美人鱼或食人鲨，请读者不要慌张，那一定是酒精怂恿“我”添上去的。瑟琳不忍啼笑，越读越悲喜交集，这人多少有些毛病。

瑟琳知道故事发生在巴厘岛，巴厘岛没有唐人街，华人渡轮倒是开得兴旺，那时汽笛声才灭，尽头不比一束夏日炊烟长。瑟琳在这里读出了许多“瑟琳”，女主人公叫袁莉娜，男主人公叫麦嘉齐，二人在渡轮相识。渡轮上正进行一场婚礼，新娘按老规矩把手中的白玫瑰抛向伴娘，不料花降落在海面。“我”借休假四处游荡，在渡轮偶然目睹这场婚礼，也遇到了两位主人公，在情杀未遂之后听袁莉娜讲诉事情的始末。

瑟琳热了一杯牛奶，坐在书桌前翻阅，这是一份未被出版的手稿，故事从一个毫不怕生的花童开始。花童约莫七八岁，先前光明正大地观看接吻，却静悄悄地抓几颗喜糖到小西装口袋里，海风花香漏进他掉了门牙的小嘴，不妨碍他屁颠屁颠跑到甲板欣赏美景。云雾消散，海与岛构成一个圣地，海岸线温柔，仿佛新婚夫妇紧贴的两条唇线，亲密的联结竟如此潮湿。瑟琳想问花童何为爱，何为联结，何为结婚，何为大海与岛屿，而花童纯真烂漫，只知道喜糖很甜。花童是袁莉娜的外甥小迪，彼时袁莉娜正在渡轮二楼的酒馆打发时间，欧洲人过去搭讪的第一句话是，她长得太白了，第二句搭配摊开的手掌和努着的嘴，你知道吗，欧洲有钱人的特征是晒黑的肌肤，袁莉娜听完笑称她是东亚人，他搓搓鼻子说，都一样，太白不好。瑟琳读到这摇头，倒是被后来一个场景弄得记忆犹新。酒馆厨房是开放式的，可以看见白衣大厨杀鱼的光景。刮鱼鳞，去头去尾，油炸，挤柠檬汁和番茄酱，一气呵成。香味飘到舞台，一束光，一台钢琴，一套架子鼓，中间站着一位印尼女歌手，调子轻快的歌结束后，袁莉娜留下空酒杯离开。三楼走廊铺了象牙白花毯，两边墙壁挂的是从多国搜集而来的小众绘画，走到中间，忽略按间距设置好的木桌花瓶，她故意趁没人的时候把耳朵贴到墙壁，手指轻叩一下，试探有没有特工电影里的机关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旁边房门大开，一个带有血腥气味的年轻男人走出来。电影没骗人，渡轮到处是机关，不知道下一秒是不是海啸。袁莉娜小时候地理没学好，不太清楚那是印尼境内还是境外，暗暗揣测渡轮驶进了公海，毕竟那是人们干坏事的最佳地方。她必须对眼前的景象不感兴趣才能有逃脱虎口的机会，否则，她就是下一条砧板上的海鱼——双眼呆滞，口吐泡沫，腥水流失，任人宰割。瑟琳对这段记得深刻，因为她地理也很差，而且这公海的戏码令她想起周润发的《赌神》。后来袁莉娜被这血腥味吓得四处打听新婚夫妇是何方神圣，得知他们是一对在旅游局工作的恋人，在自家公司负责的渡轮举行婚礼，然而游客不全是他们邀请的，有一些是阔佬和退休官员，基本都搞了跨境投资，有头有脸。

瑟琳和女主人公一样，面对这样才粗气大的高官阔佬条件反射地要作呕，可她还是继续往下读。巴厘岛的库塔晴空万里，天与水相依，袁莉娜和小迪在天台游泳，瞧见灼热的落日烧到屋顶和海面，仿佛天空赐予岛屿火红的心脏，比人心要灿烂。一大一小成了靠近心脏的胎儿，温顺又贪婪。美丽使他们多愁善感，慨叹沧海一粟。小迪，你为什么哭了，袁莉娜轻轻地问。小迪想爸爸妈妈了，想和他们一起看这样的景色。袁莉娜拍了拍小迪湿漉漉的肩膀，他们太忙碌。小迪问，小姨，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。袁莉娜无奈地笑，我才二十五岁，而且我不一定要结婚。小迪动了动嘴巴，二十五岁离我好遥远，我才七岁。袁莉娜摸了摸他的头。晚上他们和新婚夫妇一起吃饭，一个男人落座，新郎介绍这是他的弟弟，麦嘉齐。落座时，灯影轻微晃动，照着一张清淡的脸，麦嘉齐也有着病态的白，令所有人，包括袁莉娜，“我”，瑟琳，都想起白先勇《香港一九六零》里喊姊姊一起下地狱的情人。他应该很年轻，同袁莉娜一样二十五六，穿着深蓝色夹克衣，里面是白